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表明，我国人均耕地少、耕地质量总体不高、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。

　　在解读二调成果时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指出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对外公布，不仅让我们更全面、客观、科学地认识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，也增强了我们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紧迫感。

　　今后一段时期，“四化”同步推进还得占用一定数量耕地，土地供需矛盾呈加剧之势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，不仅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，对建设生态文明也具有全局性意义。

　　刘守英认为，纾解人地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，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，改变土地粗放利用方式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。

　　土地管理制度改革，既要积极有为，又要审慎稳妥

　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”，明确了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、重点和要求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，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更明确的部署和安排。

　　“既要积极有为，又要审慎稳妥。”刘守英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作出两方面的论述：

　　一方面，必须积极推进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管理制度。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完善，建设用地外延式扩张，部分土地非市场配置和价格扭曲，造成稀缺土地被粗放、不经济、不合理利用；一些地方“以地谋发展”造成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潜在金融风险；土地利益分配不公带来土地纠纷，进而引发社会问题。在推进和实施中，必须积极有为，抓住主要矛盾，解决土地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健康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性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必须稳妥而审慎推进。土地制度是我国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，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，这是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前提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已内生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，推进改革必须评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影响。我国当前面临的土地问题十分复杂，既有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，也有转型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土地问题，牵涉到的利益相关者太多。当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理论准备不够充分，改革推进需要考虑现实、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平衡。因此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审慎稳妥，注重策略，确保改革取得成功。

　　刘守英认为，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程中，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的原则，在中央统一部署下，正确、准确、有序、协调地推进，进行周密周全的制度和政策设计，搞好统筹谋划和总体安排。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和坚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用途管制制度前提下，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，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，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，完善征地制度，妥善处理好土地相关利益关系，实现我国土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
　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须以严格的规划和用途管制为前提

　　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“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，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、租赁、入股，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”，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了制度框架。赋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和国有建设用地一样的权利，可出让、可租赁、可入股，扩大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能，增大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利；明确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，改变了现行法律集体建设用地不得出租、出让用于非农建设用地的规定，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合法入市交易、按照市场规则形成价格提供了基础，有利于促进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，释放经济增长空间。

　　“必须要明确的是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必须以严格的规划和用途管制为前提。”刘守英提醒道，服从用途管制和规划，是土地与其他资源、资产相比具有的独特性。因此，不是所有集体土地都能入市，《决定》明确允许入市的范围是集体经营性用地，而且这些集体经营性用地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才能入市。

　　征地问题“核心是利益、根子在制度、出路在改革”

　　“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，核心是利益，根子在制度，出路在改革。”刘守英表示。

　　他指出，缩小征地范围，就是将征地界定在公共利益范围内，逐步减少强制征地数量，从源头上减少征地纠纷的产生。规范征地程序，就是完善征地审批、实施、补偿、安置、争议调处裁决等程序，强化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收益权、申诉权、监督权，进一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征地行为，防止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。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、规范、多元保障机制，就是从就业、住房、社会保障、土地发展权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，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建立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，就是在认真研究土地增值收益产生原理基础上，确立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、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合理分配比例。同时，鉴于我国目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对农民严重不公的现实，在提高土地合理补偿同时，总结地方经验，增加农民分享增值收益渠道，提高农民分享增值收益的比例。（来源：国土资源报）